中国“核司令”: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程

2019-08-23 08:09 来源:未知

原标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准备

在1月10日举行的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院士,被授予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新疆“死亡之海”罗布泊的西北方,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马兰基地。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1996年我国宣布暂停核试验,这片土地见证了太多风云过往。但是,无论过去多久,我们也不能忘记,正是一代民族精英、科技人才,无畏艰难,勇于创新,把功绩书写在大漠秘密的事业中,用信念挺起了中国的脊梁。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清明特别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马兰人。

罗布泊,原本是一片汪洋大海,在成为中国核试验场区之前,这里几乎没有生命的踪迹。晋代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中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提到,这里“飞禽绝迹”。19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大漠的边缘后,惊呼道:“可怕!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

“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技术突破逢艰事,忘餐废寝苦创新……戈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这首《诗赠程开甲同志》,是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对程开甲院士的中肯评价,也是对他默默奉献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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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死亡之海”罗布泊,程开甲在茫茫戈壁生活了20多年,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主持决策、直接从事核试验及测试的全局技术工作和研究,解决了许多具体关键技术问题。他是我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被人们称为“核司令”。

临近清明,在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的烈士陵园,上百名官兵正在举行祭奠英烈的仪式,这里长眠着28名将军,张蕴钰就是核试验基地的首任司令员。

| 飞禽绝迹的新疆罗布泊

本文特别整理刊登程开甲院士的事迹,回顾那段在罗布泊的艰苦岁月,以此激励广大核工业人在新时期、新的岗位上再立功勋。

张蕴钰之子 张旅天:我父亲总结自己一生,主要办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二是参加核试验。搞核武器这段经历,应该说是他人生当中最精彩的。

然而,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开拓者们,选择了这个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建设中国核试验基地。张蕴钰司令员带领最早一批建设者,在这里扬起生命的风帆,秘密施工,为祖国架设分娩核盾牌的“产床”。

1月10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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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健步登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

张蕴钰,曾参与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1958年,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将军受命率队勘察寻找建设核试验场的场地,西出阳关,穿越戈壁,一路风餐露宿,当看到广阔荒凉的罗布泊时,这位将军激动地写下了一首诗。

建设者们在罗布泊西北面博斯腾湖岸边一片开满马兰花的地方住下来,用那双原本紧握钢枪的双手拉起石磙,拽着它们一步一移地开辟出一条公路,并修建了简易的马兰机场。

这位老人就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

张蕴钰之子 张旅天:玉关西数日,广洋戈壁滩,求地此处好,天授新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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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铸盾,一入戈壁二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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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这个名字是张蕴钰起的。当时给试验场区制定规划蓝图时,正值马兰花盛开。张蕴钰就提议给办公、生活区取名“马兰”,象征着部队广大官兵像马兰草那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荒漠上扎根、开花、结果……这个提议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就这样,中国核试验基地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马兰”。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当时,为了打破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增强我国国防实力,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

面对这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蛮荒之地,激荡在开拓者心中的却是国家使命和创业豪情。在部队选的生活点上,一条天然水沟边长满了马兰草,张蕴钰将军借此给这里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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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时为南京大学教授的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去干什么却不清楚。到了北京,他才知道,钱三强亲自点将,将他调进了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

某基地首任司令员 张蕴钰: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就是那个小水沟子里头有几棵马兰草,就说我们就叫马兰村吧。

1963年夏天,在程开甲的组织指挥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理论准备、技术准备已经基本就绪。于是,他决定去罗布泊实地考察,与核试验基地的同志一道,把原子弹爆心的位置以及工程施工中的一系列技术问题敲定下来。

听完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程开甲平静地说了一个字:“行!”从此,他的名字在学术界销声匿迹。

马兰,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从此成了罗布泊几代创业者的精神家园。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和科技人员陆续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他们挖地窖、打土坯、吃干菜、喝苦水,用人力和意志改造着这里的面貌。张旅天依然清晰地记得,5岁时第一次来到马兰看到的景象。

程开甲要通张爱萍的电话,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几天之后,张爱萍从兰州打来电话,让程开甲去兰州与他会合,然后一同去罗布泊。

1962年,原子弹的关键问题有了突破。为了两年后的原子弹爆炸试验,经钱三强拍板,让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开始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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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开甲是核试验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原子弹试验取得成功,测得各项参数和试验产生的效应数据。为了制造中国的原子弹,他的时间表上没有节假日,一搞起科研来,经常通宵达旦,忘了吃饭睡觉是经常的事。

张蕴钰之子 张旅天:第一次去马兰,印象就是一片荒凉的地方,有一群快乐的人在那儿干活,就像一队天边的骆驼在边疆耕耘。

听说有专家要来、专机将降落在马兰机场的消息,核试验基地的建设者们十分兴奋。这是马兰机场迎接的最早一批客人。

有一次,程开甲一门心思研究光辐射和力学冲击波能量问题,把吃午饭忘了。当他走出办公室看到别人在午休,他奇怪地问:“你们为什么白天睡觉?”同志们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告诉他现在是午休时间。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连午饭还没吃呢。这样的事对他来说不足为奇。

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专家撤走,国内经济困难,但核试验基地像马兰花一样,在戈壁滩上顽强生长。

程开甲一行二三十人,乘伊尔-14飞机,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去兰州。当时的飞机很简陋。从西安起飞后不久,程开甲发现飞机的一个螺旋桨不转了,他把情况告诉了坐在旁边的吕敏。但飞机上没有乘务员,有疑问也没处反映。

工作在戈壁滩,他家里有一块小黑板,办公室里放着一块大黑板。他边思考边在小黑板上写下一个又一个技术方案和公式,计算出那些复杂的参数,解出一道又一道难题。由此,程开甲养成一个独特的习惯: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这个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某基地首任司令员 张蕴钰:困难我们可以克服,可以忍受,但是科学技术上,真正说要搞试验这一套,我们有什么本钱,这都需要我们想、创造,大家伙都想办法,那时候真正让我们花费脑筋多的是在这方面。

过了一会儿,飞机返回西安机场,果然是发动机出了故障。飞机上除程开甲、吕敏外,还有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工程兵参谋长谭善和,以及核试验技术研究所的龙文澄等各级领导、技术骨干二三十人。假如这一行人发生意外,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来说,后果将不堪设想,所幸有惊无险。

只要见过程开甲的人,都知道他的认真是出了名的。程开甲常说:“科学实验就得讲严谨,没有严谨就没有成功。”

今年88岁的中科院院士吕敏,当年得知祖国要自主研制核武器,立刻申请从苏联回国效力。与他的老师,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归来的程开甲教授一起,开始了中国核试验事业最早的科研攻关。全国、全军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大力协同,短短两年内研制出1000多台套核试验控制、测试、取样用的仪器设备,取得了从无到有的开创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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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核试验前,从原子弹爆心向各个测试点铺设电缆,程开甲提出要在电缆沟里垫细沙,以保证电缆本身和测试的安全。但在一次检查中,他发现没有按要求去垫细沙,他立即要求施工人员返工。这时,工程队的人不干了,因为已经铺了不少,光返工就得重拉几百车沙子铺上。但程开甲坚持,“不这样就是不行!”问题很快反映到基地张蕴钰司令员那里,张司令果断拍板:“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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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们改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兰州,与张爱萍会合。第三天中午,飞机抵达马兰机场。

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何种方式爆炸?最初的方案是飞机投掷,但第一次试验就用飞机投掷,会增加测试同步和瞄准上的困难。程开甲以渊博的学识和研究结果,大胆地否定了以前苏联专家的建议和原计划,提出用铁塔来实施,以后再采用空爆的方式。

中科院院士 某基地原研究员 吕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靠自己努力,靠大力协同,要人出人,要东西出东西,什么报酬都不要,要说是幕后英雄、隐姓埋名,他们才是。支持大家的信念就是爱国主义。

张爱萍、张震寰、程开甲等人走下舷梯,基地负责人张蕴钰、张志善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没有休息,直奔场区。

1964年9月,在茫茫戈壁滩深处的罗布泊上竖起了一座102米高的铁塔,原子弹就安装在铁塔的顶部。程开甲信心十足地对张蕴钰司令员说:“我们没有理由会失败,一定爆响,一定成功!该想的都想了,该做的都做了。原子弹一定能响,不能不响!”

1964年春,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在多风沙的戈壁滩上,工程兵为了安装这座当时中国最高的铁塔,冒了很大风险。多年后,每当张蕴钰想起那些战士都不禁动容。

为了节省往返的时间,程开甲等人第一天晚上就住在孔雀河边的帐篷里,喝孔雀河的河水。随后的几天里,他们考察到哪里,就住在哪里,吃干粮、点油灯、打地铺。当然,也吃到了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甜甜的哈密瓜。吃完瓜后,按照当地人的习惯,他们把瓜皮倒扣在地上,以备后来人缺水时救命用。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惊天动地的巨响中,百米高塔上腾起蘑菇云。当时,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激动地拿起电话报告说:“总理,我们成功了,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周恩来也很激动,但他用平静的语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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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目光转向技术专家程开甲。他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数据推算出核爆炸的巨大当量,肯定地说:“是核爆炸,没错!”

某基地首任司令员 张蕴钰:上百米这样的高空作业,那时候也只给他们多了四个馒头,觉得为啥那时候不大家挤一挤,多给他们两个馒头,好像我们有点对不起那些同志们一样。

在四五天的考察过程中,程开甲是最忙碌的一个。因为定爆心、定工号、定布局等一切重大决定,张爱萍要听取他的意见;有关工程技术问题,也要他一锤定音。

为了测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爆炸的性质、当量等参数,当时布放了1700台测量仪器。在原子弹的起爆瞬间,自动控制系统分秒不差地启动了全部测量仪器进行全程测试,记录数据准确、完整。正如程开甲所预料的那样,中国的原子弹试验成功,首战告捷。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定在当天下午15时爆炸,张蕴钰登上铁塔,陪着技术人员完成引爆雷管的安装,最后一批撤离爆心危险区。从那以后,张蕴钰立下规矩,最危险的地方司令必须到场。

张蕴钰这位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甘岭战役的指挥员,更是表达了对程开甲的绝对信任和坚定支持。第一次见面,张蕴钰就对程开甲说:“原子弹响不响,是你的事;其他的,都是我的事。”

据有关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 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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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原子弹爆炸当晚,为这一刻奋斗了6年的张蕴钰用诗咏怀:

夜深了,考察组的其他同志都已休息,唯有程开甲夜不能寐。他知道,这时的每一个决定都将影响到试验的成功,一切必须考虑周全、万无一失。

西北核试验基地建设初期,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大家喝苦水,战寒风,靠打野兔会顿餐。不仅粮食吃不饱,戈壁滩上水也珍贵,早晨的洗脸水留着下班洗手,晚上洗脚,澄清了洗衣服。有时因为水源紧张,大家只能几天不洗脸。

光巨明,声巨隆,无垠戈壁腾立龙,飞笑触山崩。

最后,考察组把爆心的位置,选定在一个地质条件好,离公路较近,便于铁塔运输、安装的地方。

提起那段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参加的人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在程开甲看来,“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刻苦学习、顽强攻关、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是新观点、新思想的提出和实现,是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呼成功,欢成功,一剂量知数年功,敲响五更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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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勇于拼搏,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程开甲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中,身体力行着这样的宣示。每一次核试验,他都会到一线去指导技术工作。20世纪70年代,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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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心位置确定后,他们又把启动原子弹爆炸和各类仪器设备的主控站和分控站,各测量站、照相站,以及各军兵种效应试验工程的布局,一一确定下来。

爆心,是生命的禁区。

张蕴钰之子 张旅天:这个原子弹一爆炸,我们国家就是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国际上,地位、话语权就会增大得多,敲响五更钟,就是开启了一个新的黎明。

罗布泊之行,程开甲最大的收获是:坚定了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的选择。特别是通过对爆心定点和测试点的布局,他对塔爆试验的成功更有把握。

在地下深层岩石中发生的核爆炸,核能的释放产生了瞬间的光、热、声和冲击波,巨大的能量被封闭在地层深处。那里埋藏着看不见的核爆现象,也埋藏着看不见的核污染的恐怖。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2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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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第一手材料,程开甲决定进入地下爆心去考察。技术人员极力劝阻,但程开甲却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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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铁塔

最后,程开甲穿着简陋的防护服进入坑道,一边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

中科院院士 某基地原研究员 吕敏:勇于奋发图强,自主独立更生,不光是吃苦,还得要精神上,你要从奋斗,从事业上去下功夫。马兰精神,实际上要求就是有爱国心,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强大,能够有机会干这个事,是感觉到很幸福、很骄傲的。

1964年6月26日,一座高102米的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它是戈壁滩上最高大、最耀眼的目标,也是最鼓舞人心的目标。它的耸立激励着马兰人只争朝夕,去迎接那个伟大的历史瞬间!

程开甲说,自己到地下观察核试验许多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每次进洞,都会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对下次试验方案有新的设计。

对科技人员来说,从事核试验不仅要想尽办法解决难题,还要放弃学术成就,从此隐姓埋名。张蕴钰司令员把他们形容为“无花果”,要结出最香甜的果实,却不能绽放艳丽的花朵。因此,他在基地提出一切为试验服务,为科学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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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深入虎穴不罢休的程开甲在真枪实弹中验证着每一次创新的成功。1966年12月,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他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采用他的方案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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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程开甲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但仍关注着核试验的方方面面和研究所的发展,并开展了抗辐加固的研究。

某基地首任司令员 张蕴钰:我们没有多少知识,但是我们很尊重知识。知识掌握,我们还是靠专家,他们要干什么事,要怎么干,要什么条件,我们就是满足他们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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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程开甲还保持着许多过去的习惯。他的家里又装上一块更大的黑板,他仍旧喜欢在上面写写画画,推导公式。同时他还能熟练地操作计算机,在科学领域中进行着独具创建的研究。

今天的马兰基地,立有这样一块将军院士碑,上面是张蕴钰送给程开甲的一首诗:“专家学者风沙里,同与战士历苦辛。戈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抒发了一个将军对科技工作者的敬意。

对于曾在英国留学并曾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的经历,有人问程开甲:“你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会不会有更大的成就?”他感慨道:“如果当初我不回国,没有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可能个人会有更大的科学成就,但肯定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与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本文根据《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网等有关报道综合整理)

60年来,马兰基地先后走出10位院士、30多名科技将军,涌现了一大批年轻的高素质、高层次科技人才。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马兰精神已经融入马兰人的血脉,传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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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程开甲,1918年出生,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回国后,历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副主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等,现任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他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国核武器试验的开创者之一。他是国内估算出原子弹爆炸弹心温度和压力的“第一人”。他创建了核试验研究所,成功设计和主持了我国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和增强型原子弹等不同方式的几十次核试验。他是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创立了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他曾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荣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学普通话的任务没完成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继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氢弹原理试验采取塔爆的方式。而氢弹试验的三个突出特点是:当量大,爆点低,沾染重。首当其冲,就是安全问题。

程开甲昼思夜想,在小黑板上一遍遍地计算、思考难点,组织科技人员研讨,拿出了具体方案。他认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为了检验方案的准确性,氢弹原理试验前,他又组织人员进行了一次常规炸药的化爆模拟试验。

试验结果说明,设计措施相当于把现有的铁塔加高60米,可以使放射性沉降减少三分之二。他心里有了底,向领导保证安全没问题。

程开甲的安全把关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也得到了周恩来的信任。

有一次,周恩来听取氢弹空投试验安全问题的汇报,问道:“飞机的安全是否有把握?”在场的一位空军副司令指着程开甲说:“这些数据是他计算的,只有他知道。”周恩来用询问的目光转向程开甲。

“安全绝对没问题。”程开甲回答得很干脆。周恩来很仔细地又问了几个问题,他都对答如流。

程开甲话音一落,周恩来突然又问了一句:“程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啦?”程开甲一愣,一时竟然没有答出来。周恩来笑笑,把话岔开说:“程开甲同志,你要学说普通话呀,你那吴语人家听不懂啊!”

如今,程开甲已经耄耋之年,步履依然匆匆,说话依然带着浓浓的江苏吴江口音。谈起这些来他不免有几分遗憾:“周总理交给我的科研任务,我都完成了;可就是学说普通话的任务没有完成。”(马京生 摘自《解放日报》,有删节)

“不管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讲不讲科学”

我给程老当警卫员的4年多时间里,正值试验繁忙时期。程老科学作风严谨,对每次核武器试验有120%的把握,他都说成有80%的把握,一直保持到现在。对核试验林林总总的事情,程老都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作为核试验测试技术的总体负责人,程老搞总体规划,靠技术说话,包括测试手段,资料、仪器准备,都要依据可靠的数据。坑道是否安全,更是建立在数据计算基础上的。程老设计的全屏蔽槽的测试手段,曾遭到过许多人的反对,包括当时的司令员。有人劝程老:“人家是司令员,你不要和他争了。”程老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讲不讲科学。这些数据是在实践中计算出来的,是科学的。要保证安全,就得按数据要求进行回填。”结果,司令还是按程老的意见办了。

我见过程老与大家争吵最多的就是试验测试技术上的问题。有时候为一个问题,他们能争论一天一夜。在科学技术问题上,他从来不让步,他和张蕴钰司令员争过,与白斌司令员争过,也和其他技术人员争过,他不会因为对方级别职务高而放弃自己的观点。但吵归吵,生活上他们还是互相尊重的好战友。这就是程老作为学术带头人、名师的风范。(任万德 摘自《中国军网》,有删节) 来源:中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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