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读本摘登(八)

2019-08-30 14:49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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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读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深刻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军事斗争准备规律、战争指导规律,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发挥军事力量在营造态势、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方面的战略功能。军事战略指导重心要前移,更加注重运用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营造有利战略态势,最大限度预防危机,积极化解和控制危机,遏制武装冲突和战争爆发。习主席指出:“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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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锷的带领下,京中军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军事、研究国防的热潮,就连在蔡锷之后入京的副总统黎元洪也禁不住卷入其中。对此,北京《群强报》以“副总统可谓好学不倦”为题作了报道:

《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读本》

副总统入京后,一切政治问题均不甚闻问,常言大总统励精图治,此时宜放手为之。故副总统除延宾客外,日读书若干卷。近以蒋百器、蔡松波等组织军事研究所,聘法国军事大家白利苏、德国军事大家丁克满主讲,副总统亦见猎心喜,又不便亲听讲,乃派覃中将师范前往上课,日携讲义,归而读之,颇以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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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事辩证法

三、综合国力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和源泉。蔡锷认为,国防能力是综合国力的反映,国防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国力的强弱。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蔡锷提出了国力、武力、兵力三个概念,并精辟论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所谓兵力,就是“武力之主体”,指国防军的实际作战能力,不仅指人、马、材料之数量,还包括人、马教育之程度和材料品质之精粗程度。所谓武力,是“国家所用以贯彻其国是之具也。就广义言,武力即国力也。就狭义言,则国力而加以军事的组织锻炼者,是曰武力”。所谓国力,则是人、地、经济、交通和政治机能等五个要素的综合反映。蔡锷指出,兵力并非就是武力。“武力者,就其用而言也;兵力者,就其体而言也”。兵力的大小固然与武力的大小有关,但兵力越大并非就是武力也越大。这里有个“度”的问题。一般而言,“现役之兵数,以人口百分之一为准,每年之军费,以国费三分之一为准。准者言其极度不可再逾者也。由是范围,而加以精密之编制法,运用而周转之,则有事之日,皆能倾其全国之力以从事于战争,可谓极人间之能事矣。然亦有以野心及恐怖心之故,养过大之兵力,而卒至财政穷乏,不能一战者,则又以兵力过大之故,而武力转因之而小者焉”。他进一步指出:兵力之源在武力,武力之源在国力。也就是说,兵力、武力是国力的反映,均受国力的制约。接着,蔡锷具体作了如下分析:第一、“国力者人力之集也,国力之要素,以国民之体力、智力、道德力为主,而道德力之左右武力尤大,即节俭、忍苦、果敢、坚毅、富于爱国心而重义务之国民,较之流于安逸、习为骄奢、陷于怯懦者,其数虽有天渊之差,而武力则有过之无不及者。故曰国民之价值,当战争之难,而上下悉显其真。在上者流于逸乐,则武力之节度缺,在下者习于固陋,则武力之锋芒钝”。重视人的因素是蔡锷国防建设思想的主要特色之一,这种既见物又见人的国防观,表现了蔡锷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第二、经济和财政作为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基础。蔡锷指出:“近世之战,其准备极于一针一线之微,其影响及于一草一木之故,其困苦迄于一饮一食而有限制,其反动入于国民之生计者至深且巨。”他认为,国家的经济中,农业为军队提供粮食,工业为军队生产武器,矿业为武器生产提供钢铁和煤,畜牧业为军队提供运送军用物资的工具即马和驴。而以上四者中“为之主者”,“则国民之经济,国家之财政是也”。因此,“经济财政之整理法,亦为武力之最要原质”。在这里,蔡锷强调国防建设必须注意发展国民经济,讲求理财之道。否则,国防建设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值得注意的是,蔡锷还提出,“材用以求之本国为原则”。这就是说,国防经济建设必须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进行,不能依靠外国提供军火、供应粮食。没有国家自己的经济实力的国防,只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所以,蔡锷以本国经济为主体构建国防经济体系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第三、国境的形状和国内的地势与国防能力“至有关系”,也是国力转化国防能力的重要条件。蔡锷认为,战争中“地大而人疏者易于守,地小而人多者利于攻”,而国境的形状如海、沙漠、山等,也能“皆于战争时显其效”。因此,国防建设要认真考虑国境形状和国内地势的因素,充分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发挥其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第四,交通与国防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蔡锷认为,交通状况的好坏直接决定国防力的大小,因为战争中“各材用集合之迟速,军队运动之难易”皆取决于交通。“便者以一作二而有余;难者则以十当一而不足也”。他还以日俄战争为例,来说明交通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他说:“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第五,国家政治机能(政治力)与武力关系至巨,“为国家存在之源,即为武力发生之本”。国家的政治机能包括国家的政体、兵役制度和行政能力。土地愈大,人口愈众,国家的政治机能与武力关系就愈加密切。在行政能力方面,“必其元首公明而有定力,其政府勇敢而极敏锐,其各机关又能各竭其能而互相为用”。如果“主宰无定力,则众说纷如手,而能力蹇滞。建制不完密,则机关不足,而布置乖张。国愈大,事愈难,而武力转有因国力之大而益小者矣”。在国家政体方面,要实行立宪制度,给全国人民以自由,“农民当解放”,“市民当予以自治权”,“贵族当教”,最终“使各阶级平等于法律之下”。在兵役制度方面,要推行义务兵役制。需要指出的是,蔡锷关于综合国力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和源泉的论述有相当的理论深度的。尤其是他在论述兵力、武力、国力及其关系时,不仅注意到其物质方面的内容,而且还注意到了其精神,以及制度方面的内容,因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国防能力的实质,符合国防建设的实际,具有相当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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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在国际较量中,政治运筹很重要,但说到底还是要看有没有实力、会不会运用实力。有足够的实力,政治运筹才有强大后盾,光靠三寸不烂之舌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因为我们高度重视国防建设,敢于在关键时刻亮剑,才顶住了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安全、尊严。现在,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和选择增多了,我们可以灵活运用、纵横捭阖,但千万不能忘记,军事斗争是国家政治和外交斗争的坚强后盾,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的手段。把军队搞得更强大,这样底气才足、腰杆才硬。

一、国家政略决定国防战略。德国近代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通过考察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明确地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他认为,“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并强调指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受克劳塞维茨政治决定军事思想的影响,蔡锷认为,国防战略来源于国家政略,并为国家政略服务。他说:“国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国本。国本者,根诸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国本,而应之于内外周围之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国是。国是者,政略之所以出也。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争之具所以实行其政略也,所用以贯彻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也。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他指出,日俄战争,其实质就是“俄罗斯之远东政略与日本相冲突”,因而“彼此各以威力相迫,各欲屈其敌之志以从我”。他进一步指出:“政略之相持,非一朝夕之故也。其端绪可先时而预测,故其准备可先事而预筹,夫而后可以练兵焉。英之为国,环海而重商,制海权其生存之源也,故其治海军也,以二国之海军力为标准。德之为国,当四战之地,左右邻皆强,无险可恃,则恃以人,故其治陆军也,以东西同时受敌为标准。政者战之原,敌者兵之母也。故治兵云者,以必战之志,而策必胜之道者也。”在这里,蔡锷运用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精辟论述了国是、政略、战争、战略和军队等五者之间的关系,并从战争为政略冲突之结果这一近世西方战争的特性,推理出政治决定军事,国家政略决定国防战略的结论。这一认识跳出了近代中国传统的“圣兵”“圣朝”的怪圈,是一种比较正确的新型战争观与国防观。他还认为,“军者,国之华,而未有不培养其根本,而能华、能实者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兴衰是国家政治的兴衰的反映,要振兴中国的军事与国防,就必须以实行政治改革,振兴政治为先导和基础。

一、国家政略决定国防战略。德国近代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通过考察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明确地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他认为,“社会共同体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并强调指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受克劳塞维茨政治决定军事思想的影响,蔡锷认为,国防战略来源于国家政略,并为国家政略服务。他说:“国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国本。国本者,根诸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国本,而应之于内外周围之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国是。国是者,政略之所以出也。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争之具所以实行其政略也,所用以贯彻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也。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他指出,日俄战争,其实质就是“俄罗斯之远东政略与日本相冲突”,因而“彼此各以威力相迫,各欲屈其敌之志以从我”。他进一步指出:“政略之相持,非一朝夕之故也。其端绪可先时而预测,故其准备可先事而预筹,夫而后可以练兵焉。英之为国,环海而重商,制海权其生存之源也,故其治海军也,以二国之海军力为标准。德之为国,当四战之地,左右邻皆强,无险可恃,则恃以人,故其治陆军也,以东西同时受敌为标准。政者战之原,敌者兵之母也。故治兵云者,以必战之志,而策必胜之道者也。”在这里,蔡锷运用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精辟论述了国是、政略、战争、战略和军队等五者之间的关系,并从战争为政略冲突之结果这一近世西方战争的特性,推理出政治决定军事,国家政略决定国防战略的结论。这一认识跳出了近代中国传统的“圣兵”“圣朝”的怪圈,是一种比较正确的新型战争观与国防观。他还认为,“军者,国之华,而未有不培养其根本,而能华、能实者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兴衰是国家政治的兴衰的反映,要振兴中国的军事与国防,就必须以实行政治改革,振兴政治为先导和基础。

1. 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刘达武等编《蔡松坡先生遗集》

基于此,蔡锷就中国国防武器装备近代化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中国武器装备近代化要走科研领先、后起追及之路。所谓科研领先,就是要加强对先进武器装备的科研和储备。所谓后起追及,就是在武器的制式上“取待敌主义”。“新式虽定,则备其器材不急易,以待敌之先改,敌改而后起而追及之”。蔡锷认为,“后改较先改者为利”蔡锷这一思想,既突出了科研在武器装备近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又较好地解决了武器装备近代化与国家财力不支的矛盾,为中国国防武器装备近代化指明了方向。第二,设立专门的技术委员会,在“察敌我之情,审将来之势”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各种武器的制式,统一原料、形状、尺寸和重量,并加强质量检查,对合格者“烙印于其上,注册入籍,夫而后始可用焉”。第三,制订武器出纳、交换、修理、防险、废弃等管理方面的规定,使各类武器来源有履历,发放有记载,保存有方法,检查有时期,报告有定时。这样,“精良之器乃能发生其效用,不至于徒费也”。第四,提高士兵对武器性能的认识和对武器使用的能力。蔡锷认为,“器贵精,尤贵能用”。“一枪炮一精巧之机械也,其效力十倍于古昔,而其使用与处置,亦有待乎复杂之理解力”。倘若士兵不能正确使用武器,不仅不能杀敌,反而会伤害自己。因此,随着兵器的进步,使用难度的增加,必须加强对士兵进行武器使用方面的教育和训练,使之熟练掌握武器的使用,“虽指挥官不在,而犹能使用其器,乃为成功”。由此可见,蔡锷上述思想涉及到武器装备的研制、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对于中国武器装备近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是攸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是思考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逻辑起点。习主席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这科学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矛盾特征,为我们认识新的时代条件下战争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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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著《军事计画》

历史经验表明,和平必须以强大实力为后盾,能打赢才能有力遏制战争,才能确保和平。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些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下去,永远不能动摇。我们渴望和平,但决不会因此而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我们决不干称王称霸的事,决不会搞侵略扩张,但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能决战决胜。

在此期间,蔡锷不仅注重学习和研究国外军事理论,而且还结合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经常参与或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深入研究和探讨征兵制度、军区制度和军械研制等方面问题,并在理论结合实践的基础上,将自己在国防建设方面一系列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一部新的军事著作——《军事计画》。

在此期间,蔡锷不仅注重学习和研究国外军事理论,而且还结合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经常参与或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深入研究和探讨征兵制度、军区制度和军械研制等方面问题,并在理论结合实践的基础上,将自己在国防建设方面一系列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一部新的军事著作——《军事计画》。

军队有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武器装备不逊于人甚至高于人,才有可能以最小的生命代价夺取战争胜利。习主席指出,“重视武器因素也就是重视人的因素”。在战争制胜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这一条永远不会变。同时要看到,随着军事技术不断发展,武器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如果武器装备上存在代差,仗就很难打了。说武器装备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人就不起决定性作用了,而是人的因素、武器因素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打仗总是要用武器的,人的因素要同武器装备运用结合在一起,脱离了武器装备这个战争的基本构件来讲人的因素是不行的。因此,必须有防身利器,必须有人家惧怕的杀手锏,这样才能更好做到以武止戈。

1913年底蔡锷当京官后,虽然身兼各种职务,事务繁忙,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军事研究之上,尤其热衷于学习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探讨中国国防建设方略。他不仅与张绍曾、尹昌衡、蒋尊簋等青年军官组织研究会,讨论各种军事问题和国防问题,还专门邀请外国军事家讲演,以提高军事学术水平。梁启超在《松坡逸事》中也回忆说:蔡锷进京后,“约好青年军官二十余人,组织一个军事学会,请好几位各国军事有名的军事学家演讲,自己还是像当学生一样的去听讲,每一礼拜又是一二次聚会,讨论各种计划,各种军事上的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蔡锷还认为,在确定假想敌国,实施国防战略过程中,还必须立必战之志,策必胜之道。他说:“所谓立必战之志者,道在不自馁。夫强弱无定衡,英、俄、德、法今之所谓强国也,然入其国,觇其言行,何其危亡警惕不自安之甚也?此见强者之未必终强也。五十年前之日本,百年前之德国,战败及革命后之法国,彼惟不以现状自堕其志气而有今日耳!此言弱者之未必终弱也。惟志不立,万事皆休。夫怵于外患者,退一步即为苟安。故古人必刺之以耻,而觉醒之。故曰知耻近乎勇。又曰明耻教战。耻者馁之针志之砭也。所谓策必胜之道者,道在不自满。昔普之覆于法,盖为墨守菲烈德之遗制,而拿翁三世之亡,则在轻视普人之军制。盖兵也者,与敌而互为因缘者也。人得其一,我得其二,虽少亦强,人得其十,我得其五,虽多亦弱。故彼此之不相师者,正以其彼此互为最后之标准也。夫习于自满者,进一步即为虚骄,故必戒之以惧而收索之。故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惧而谋,谋而成,所谓策必胜之道也。惧者满之药,而谋之基也。”基于此,他认为,清政府在甲午战后练兵二十年却到头来“适以自累”,根本原因就是“本不正也,政不举也,志不立也”。这里,蔡锷辩证地处理了“立志”与“策胜”的关系。即面对强敌首先要敢于立必战之志,但光立必战之志还不够,还要周密研究部署,这样才能取得反对列强侵略的胜利。

军队建设;战争;政治;国防;思维;战略;主席;军事斗争准备;运用;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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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当京官后,虽然身兼各种职务,事务繁忙,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军事研究之上,尤其热衷于学习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探讨中国国防建设方略。他不仅与张绍曾、尹昌衡、蒋尊簋等青年军官组织研究会,讨论各种军事问题和国防问题,还专门邀请外国军事家讲演,以提高军事学术水平。梁启超在《松坡逸事》中也回忆说:蔡锷进京后,“约好青年军官二十余人,组织一个军事学会,请好几位各国军事有名的军事学家演讲,自己还是像当学生一样的去听讲,每一礼拜又是一二次聚会,讨论各种计划,各种军事上的问题。”

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到手

四、武器装备近代化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军人,蔡锷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因此,早在日本留学期间,蔡锷就开始关注中国的武器问题。在《军国民篇》中,蔡锷指出:“中国武器,已发明于四千年前,然迄今日,犹不出斧、钺、剑、戟、戈、矛、弓、箭之类。洎乎屡次败衄,始知从来之旧物为不可恃,于是派人出洋学习之议起,未几而制兵之局相继林立。然而经营三十余年,绝无成效可睹。”他认为,中国武器的极端落后也是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中国无尚武之精神,是以无可恃之武器,无可恃之武器,故尚武之精神为之摧抑销磨而不可振也。悲夫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新京葡娱乐场网址 ,!”督滇期间,他得知上海军械制造局制造子弹所用锌由国外进口,但所制之子弹每多破裂,而云南所产之锌质量上乘的情况后,即致电陆军部,要求用滇锌造子弹,以提高我国武器质量,并“请通允各省一体遵照办理”。在他看来,武器是构成军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授以器,使身与器相习,而能为一致之行动者,是曰兵。兵集为群,使兵与力相习,而能为一致之行动者,是曰军队”。通过对欧洲诸国武器装备近代化历史的考察和对中国国防武器装备现状的分析,蔡锷指出,“进步者物质,所以进步者,非物质而精神也”。中国“器之不良,非器之过也,非财之绌也,人谋之不臧也。精神不进步,而求其效果于物质,不可得也,虽得之必失之”。他认为,面对欧洲近代武器装备,中国要克服三种不正确的思想认识:第一,要克服“不可敌”的思想,充分认识到,各国兵器之发达,虽月异而岁不同,但是由于受财政力的限制,兵器之制式则不能朝令而暮改也。制式一定,至少必有十年到二十年的经过。他说:“飞机也、潜艇也、机关枪也,其成功虽在近日,其端绪实发明于数十年以前。平日漫不加察,一见人之成功,则骇然却走,或坐而长叹曰:彼非吾之所及也。天下之愚有过于此者乎?故谓欧人之制器,非吾人所可敌者非也”。第二,要克服“不能及”的思想,充分认识到,欧洲新发明各器,其效用虽神奇,而其进路乃极平实。他说:“飞机奇矣,然理则极简。夫左右则犹上下也,舵左则舟可右,尾下则机乃上矣。所难者,则有藉夫至轻之质,能生至大之动力者耳。自汽油之制明,而飞机之成功乃定,理之当然,无足怪也。蒸气机为近世器械进步之祖,而水热则盖动,人人能见之,人人能言之也,所患者人不能于平实处用功耳。故谓今日欧人之器,非吾人所能及者亦非也。”第三,要克服重购进或仿造西方武器,轻自行研制的盲目自满的思想,充分认识到,“一器之成,有见于形者,有藏诸质者,皆根于正确之学理,积甚久之研究而始成。望诸空想,不可得也;求诸手艺,不能成也;强为形似,尤不可以自满也”。他认为,用人之钢,购人之药,而曰我能制炮;用人之(飞)机,购人之油,而曰我能制机,“供平时之记载则有余,为战时之实用则不足”。因此,如果不走自行研制开发之路,“不能平心静气以求其本,惊乎其用,而茫乎其源,谓器可购而得,可仿而成即不然。其能一蹴而及者亦非也”。

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发挥军事力量在营造态势、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方面的战略功能。习主席指出,“要把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为国家和平发展营造有利战略态势”。这深刻揭示了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作用。当前,国家安全问题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军队担负的职能任务不断拓展,军事力量运用日益常态化,运用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军事战略指导重心要前移,更加注重运用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营造有利战略态势,最大限度预防危机,积极化解和控制危机,遏制武装冲突和战争爆发。过去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要讲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因为部队呈现出一种练兵用兵一体化、兵力运用常态化的特征。要深入研究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的特点和规律,创新兵力运用方式方法,增强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质量和效益。

在蔡锷的带领下,京中军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军事、研究国防的热潮,就连在蔡锷之后入京的副总统黎元洪也禁不住卷入其中。对此,北京《群强报》以“副总统可谓好学不倦”为题作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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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军事问题的独特创造,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精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深刻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军事斗争准备规律、战争指导规律,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学习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既要深入理解重要论述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又要着力掌握贯穿其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提高认识和运用军事规律的能力,更好地把强军兴军事业推向前进。

既然“择敌”对于国防建设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择敌”呢?蔡锷认为,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以至强为敌者,擒贼擒王之说也”。一是“先择一易与者为敌,而间接以达其抗拒至强之目的者,偏败众携之说是也”。至于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则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从近代西方战史上的经验出发,蔡锷主张“政令修、财力足、民气强”的国家采用前种方法,“而国力积弱、政府威信未立”的国家采用后种方法。在择敌方面,蔡锷还强调指出要力戒两种倾向:“一则甲可战,乙可战,乃既欲战甲,又欲战乙,则大不可。备多者,力分也。一则甲可战、乙可战,乃今日欲战甲,明日复欲战乙,则大不可。心不专,力不举也。”从列强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危害程度,蔡锷认为,对于全国而言,俄国策动外蒙独立、企图谋取全蒙,又增兵于新疆边境,谋图新疆,应列为中国的第一假想敌国;英国霸占印度,窥伺西藏、滇边,煽动藏主独立,并派兵入藏,插手川边事务,应列为第二假想敌国。对于西南五省而言,蔡锷则认为,应以英国为第一假想敌国,作第一战争准备;以法国为第二假想敌国,作第二战争准备。同时,也要以英法同时入侵为假想,作第三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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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之第八章“梦断北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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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蔡锷还认为,在确定假想敌国,实施国防战略过程中,还必须立必战之志,策必胜之道。他说:“所谓立必战之志者,道在不自馁。夫强弱无定衡,英、俄、德、法今之所谓强国也,然入其国,觇其言行,何其危亡警惕不自安之甚也?此见强者之未必终强也。五十年前之日本,百年前之德国,战败及革命后之法国,彼惟不以现状自堕其志气而有今日耳!此言弱者之未必终弱也。惟志不立,万事皆休。夫怵于外患者,退一步即为苟安。故古人必刺之以耻,而觉醒之。故曰知耻近乎勇。又曰明耻教战。耻者馁之针志之砭也。所谓策必胜之道者,道在不自满。昔普之覆于法,盖为墨守菲烈德之遗制,而拿翁三世之亡,则在轻视普人之军制。盖兵也者,与敌而互为因缘者也。人得其一,我得其二,虽少亦强,人得其十,我得其五,虽多亦弱。故彼此之不相师者,正以其彼此互为最后之标准也。夫习于自满者,进一步即为虚骄,故必戒之以惧而收索之。故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惧而谋,谋而成,所谓策必胜之道也。惧者满之药,而谋之基也。”基于此,他认为,清政府在甲午战后练兵二十年却到头来“适以自累”,根本原因就是“本不正也,政不举也,志不立也”。这里,蔡锷辩证地处理了“立志”与“策胜”的关系。即面对强敌首先要敢于立必战之志,但光立必战之志还不够,还要周密研究部署,这样才能取得反对列强侵略的胜利。

蔡锷的《军事计画》计有绪论、练兵之目的,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义务兵役制、兵器要纲、编制、教育、人事与经理等八章,几乎涉及了国防建设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五省边防计画草案》是从西南地区这一局部出发,仅仅考虑边防问题的话,那么,《军事计画》则是从全局着眼,研究了全国国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这部著作中,蔡锷运用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结合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对中国国防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主张,从而构建了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国防理论体系,揭开了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研究的新时代。

蒋尊簋,字百器,将军府宣威将军兼检阅使总监

三、综合国力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和源泉。蔡锷认为,国防能力是综合国力的反映,国防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国力的强弱。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蔡锷提出了国力、武力、兵力三个概念,并精辟论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所谓兵力,就是“武力之主体”,指国防军的实际作战能力,不仅指人、马、材料之数量,还包括人、马教育之程度和材料品质之精粗程度。所谓武力,是“国家所用以贯彻其国是之具也。就广义言,武力即国力也。就狭义言,则国力而加以军事的组织锻炼者,是曰武力”。所谓国力,则是人、地、经济、交通和政治机能等五个要素的综合反映。蔡锷指出,兵力并非就是武力。“武力者,就其用而言也;兵力者,就其体而言也”。兵力的大小固然与武力的大小有关,但兵力越大并非就是武力也越大。这里有个“度”的问题。一般而言,“现役之兵数,以人口百分之一为准,每年之军费,以国费三分之一为准。准者言其极度不可再逾者也。由是范围,而加以精密之编制法,运用而周转之,则有事之日,皆能倾其全国之力以从事于战争,可谓极人间之能事矣。然亦有以野心及恐怖心之故,养过大之兵力,而卒至财政穷乏,不能一战者,则又以兵力过大之故,而武力转因之而小者焉”。他进一步指出:兵力之源在武力,武力之源在国力。也就是说,兵力、武力是国力的反映,均受国力的制约。接着,蔡锷具体作了如下分析:第一、“国力者人力之集也,国力之要素,以国民之体力、智力、道德力为主,而道德力之左右武力尤大,即节俭、忍苦、果敢、坚毅、富于爱国心而重义务之国民,较之流于安逸、习为骄奢、陷于怯懦者,其数虽有天渊之差,而武力则有过之无不及者。故曰国民之价值,当战争之难,而上下悉显其真。在上者流于逸乐,则武力之节度缺,在下者习于固陋,则武力之锋芒钝”。重视人的因素是蔡锷国防建设思想的主要特色之一,这种既见物又见人的国防观,表现了蔡锷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第二、经济和财政作为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基础。蔡锷指出:“近世之战,其准备极于一针一线之微,其影响及于一草一木之故,其困苦迄于一饮一食而有限制,其反动入于国民之生计者至深且巨。”他认为,国家的经济中,农业为军队提供粮食,工业为军队生产武器,矿业为武器生产提供钢铁和煤,畜牧业为军队提供运送军用物资的工具即马和驴。而以上四者中“为之主者”,“则国民之经济,国家之财政是也”。因此,“经济财政之整理法,亦为武力之最要原质”。在这里,蔡锷强调国防建设必须注意发展国民经济,讲求理财之道。否则,国防建设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值得注意的是,蔡锷还提出,“材用以求之本国为原则”。这就是说,国防经济建设必须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进行,不能依靠外国提供军火、供应粮食。没有国家自己的经济实力的国防,只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所以,蔡锷以本国经济为主体构建国防经济体系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第三、国境的形状和国内的地势与国防能力“至有关系”,也是国力转化国防能力的重要条件。蔡锷认为,战争中“地大而人疏者易于守,地小而人多者利于攻”,而国境的形状如海、沙漠、山等,也能“皆于战争时显其效”。因此,国防建设要认真考虑国境形状和国内地势的因素,充分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发挥其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第四,交通与国防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蔡锷认为,交通状况的好坏直接决定国防力的大小,因为战争中“各材用集合之迟速,军队运动之难易”皆取决于交通。“便者以一作二而有余;难者则以十当一而不足也”。他还以日俄战争为例,来说明交通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他说:“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第五,国家政治机能与武力关系至巨,“为国家存在之源,即为武力发生之本”。国家的政治机能包括国家的政体、兵役制度和行政能力。土地愈大,人口愈众,国家的政治机能与武力关系就愈加密切。在行政能力方面,“必其元首公明而有定力,其政府勇敢而极敏锐,其各机关又能各竭其能而互相为用”。如果“主宰无定力,则众说纷如手,而能力蹇滞。建制不完密,则机关不足,而布置乖张。国愈大,事愈难,而武力转有因国力之大而益小者矣”。在国家政体方面,要实行立宪制度,给全国人民以自由,“农民当解放”,“市民当予以自治权”,“贵族当教”,最终“使各阶级平等于法律之下”。在兵役制度方面,要推行义务兵役制。需要指出的是,蔡锷关于综合国力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和源泉的论述有相当的理论深度的。尤其是他在论述兵力、武力、国力及其关系时,不仅注意到其物质方面的内容,而且还注意到了其精神,以及制度方面的内容,因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国防能力的实质,符合国防建设的实际,具有相当的真理性。

二、正确选择假想敌国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基础。蔡锷认为,“政者战之原;敌者兵之母。”也就是说,政略为战略之源,政略一旦确定就要根据它制定国防建设的目标。而国防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就是正确选择假想敌国。因此,正确确定对我国国防威胁最大的敌国,是制订国防战略的首要问题。他指出,日本之所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胜中国,在日俄战争中胜俄国,就是因为明治七、八年之后“处心积虑以中国为敌,二十年而后济”;甲午之后又“卧薪尝胆,以俄罗斯为敌,十年而后济”。普鲁士之所以战胜法国,就是因为它“定报法之志,六年而小成(滑铁卢之役),六十年而大成(普法之役)”。在分析以上近代战争胜败原因的基础上,蔡锷认为,练兵的目的在于求战,“故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凡治兵于四面楚歌之地,欲突起以成功者,其事较难,而成功者独多。制兵于天下升平之日,欲维持于不敝者,其事较易,而成功者绝无也”。在这里,蔡锷指出了国防建设与择敌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只有正确选择了假想敌国,国防建设才有方向。所以,他又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四、武器装备近代化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军人,蔡锷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因此,早在日本留学期间,蔡锷就开始关注中国的武器问题。在《军国民篇》中,蔡锷指出:“中国武器,已发明于四千年前,然迄今日,犹不出斧、钺、剑、戟、戈、矛、弓、箭之类。洎乎屡次败衄,始知从来之旧物为不可恃,于是派人出洋学习之议起,未几而制兵之局相继林立。然而经营三十余年,绝无成效可睹。”他认为,中国武器的极端落后也是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中国无尚武之精神,是以无可恃之武器,无可恃之武器,故尚武之精神为之摧抑销磨而不可振也。悲夫!”督滇期间,他得知上海军械制造局制造子弹所用锌由国外进口,但所制之子弹每多破裂,而云南所产之锌质量上乘的情况后,即致电陆军部,要求用滇锌造子弹,以提高我国武器质量,并“请通允各省一体遵照办理”。在他看来,武器是构成军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授以器,使身与器相习,而能为一致之行动者,是曰兵。兵集为群,使兵与力相习,而能为一致之行动者,是曰军队”。通过对欧洲诸国武器装备近代化历史的考察和对中国国防武器装备现状的分析,蔡锷指出,“进步者物质,所以进步者,非物质而精神也”。中国“器之不良,非器之过也,非财之绌也,人谋之不臧也。精神不进步,而求其效果于物质,不可得也,虽得之必失之”。他认为,面对欧洲近代武器装备,中国要克服三种不正确的思想认识:第一,要克服“不可敌”的思想,充分认识到,各国兵器之发达,虽月异而岁不同,但是由于受财政力的限制,兵器之制式则不能朝令而暮改也。制式一定,至少必有十年到二十年的经过。他说:“飞机也、潜艇也、机关枪也,其成功虽在近日,其端绪实发明于数十年以前。平日漫不加察,一见人之成功,则骇然却走,或坐而长叹曰:彼非吾之所及也。天下之愚有过于此者乎?故谓欧人之制器,非吾人所可敌者非也”。第二,要克服“不能及”的思想,充分认识到,欧洲新发明各器,其效用虽神奇,而其进路乃极平实。他说:“飞机奇矣,然理则极简。夫左右则犹上下也,舵左则舟可右,尾下则机乃上矣。所难者,则有藉夫至轻之质,能生至大之动力者耳。自汽油之制明,而飞机之成功乃定,理之当然,无足怪也。蒸气机为近世器械进步之祖,而水热则盖动,人人能见之,人人能言之也,所患者人不能于平实处用功耳。故谓今日欧人之器,非吾人所能及者亦非也。”第三,要克服重购进或仿造西方武器,轻自行研制的盲目自满的思想,充分认识到,“一器之成,有见于形者,有藏诸质者,皆根于正确之学理,积甚久之研究而始成。望诸空想,不可得也;求诸手艺,不能成也;强为形似,尤不可以自满也”。他认为,用人之钢,购人之药,而曰我能制炮;用人之机,购人之油,而曰我能制机,“供平时之记载则有余,为战时之实用则不足”。因此,如果不走自行研制开发之路,“不能平心静气以求其本,惊乎其用,而茫乎其源,谓器可购而得,可仿而成即不然。其能一蹴而及者亦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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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武等编《蔡松坡先生遗集》

蔡锷著《军事计画》

二、正确选择假想敌国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基础。蔡锷认为,“政者战之原;敌者兵之母。”也就是说,政略为战略之源,政略一旦确定就要根据它制定国防建设的目标。而国防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就是正确选择假想敌国。因此,正确确定对我国国防威胁最大的敌国,是制订国防战略的首要问题。他指出,日本之所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胜中国,在日俄战争中胜俄国,就是因为明治七、八年之后“处心积虑以中国为敌,二十年而后济”;甲午之后又“卧薪尝胆,以俄罗斯为敌,十年而后济”。普鲁士之所以战胜法国,就是因为它“定报法之志,六年而小成,六十年而大成”。在分析以上近代战争胜败原因的基础上,蔡锷认为,练兵的目的在于求战,“故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凡治兵于四面楚歌之地,欲突起以成功者,其事较难,而成功者独多。制兵于天下升平之日,欲维持于不敝者,其事较易,而成功者绝无也”。在这里,蔡锷指出了国防建设与择敌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只有正确选择了假想敌国,国防建设才有方向。所以,他又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原标题:中国近代国防的蓝图——《军事计划》(一)

蒋尊簋,字百器,将军府宣威将军兼检阅使总监

蔡锷的《军事计画》计有绪论、练兵之目的,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义务兵役制、兵器要纲、编制、教育、人事与经理等八章,几乎涉及了国防建设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五省边防计画草案》是从西南地区这一局部出发,仅仅考虑边防问题的话,那么,《军事计画》则是从全局着眼,研究了全国国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这部著作中,蔡锷运用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结合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对中国国防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主张,从而构建了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国防理论体系,揭开了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研究的新时代。

既然“择敌”对于国防建设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择敌”呢?蔡锷认为,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以至强为敌者,擒贼擒王之说也”。一是“先择一易与者为敌,而间接以达其抗拒至强之目的者,偏败众携之说是也”。至于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则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从近代西方战史上的经验出发,蔡锷主张“政令修、财力足、民气强”的国家采用前种方法,“而国力积弱、政府威信未立”的国家采用后种方法。在择敌方面,蔡锷还强调指出要力戒两种倾向:“一则甲可战,乙可战,乃既欲战甲,又欲战乙,则大不可。备多者,力分也。一则甲可战、乙可战,乃今日欲战甲,明日复欲战乙,则大不可。心不专,力不举也。”从列强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危害程度,蔡锷认为,对于全国而言,俄国策动外蒙独立、企图谋取全蒙,又增兵于新疆边境,谋图新疆,应列为中国的第一假想敌国;英国霸占印度,窥伺西藏、滇边,煽动藏主独立,并派兵入藏,插手川边事务,应列为第二假想敌国。对于西南五省而言,蔡锷则认为,应以英国为第一假想敌国,作第一战争准备;以法国为第二假想敌国,作第二战争准备。同时,也要以英法同时入侵为假想,作第三战争准备。

基于此,蔡锷就中国国防武器装备近代化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中国武器装备近代化要走科研领先、后起追及之路。所谓科研领先,就是要加强对先进武器装备的科研和储备。所谓后起追及,就是在武器的制式上“取待敌主义”。“新式(武器)虽定,则备其器材不急易,以待敌之先改,敌改而后起而追及之”。蔡锷认为,“后改较先改者为利”蔡锷这一思想,既突出了科研在武器装备近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又较好地解决了武器装备近代化与国家财力不支的矛盾,为中国国防武器装备近代化指明了方向。第二,设立专门的技术委员会,在“察敌我之情,审将来之势”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各种武器的制式,统一原料、形状、尺寸和重量,并加强质量检查,对合格者“烙印于其上,注册入籍,夫而后始可用焉”。第三,制订武器出纳、交换、修理、防险、废弃等管理方面的规定,使各类武器来源有履历,发放有记载,保存有方法,检查有时期,报告有定时。这样,“精良之器乃能发生其效用,不至于徒费也”。第四,提高士兵对武器性能的认识和对武器使用的能力。蔡锷认为,“器贵精,尤贵能用”。“一枪炮一精巧之机械也,其效力十倍于古昔,而其使用与处置,亦有待乎复杂之理解力”。倘若士兵不能正确使用武器,不仅不能杀敌,反而会伤害自己。因此,随着兵器的进步,使用难度的增加,必须加强对士兵进行武器使用方面的教育和训练,使之熟练掌握武器的使用,“虽指挥官不在,而犹能使用其器,乃为成功”。由此可见,蔡锷上述思想涉及到武器装备的研制、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对于中国武器装备近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待续)

副总统入京后,一切政治问题均不甚闻问,常言大总统励精图治,此时宜放手为之。故副总统除延宾客外,日读书若干卷。近以蒋百器、蔡松波等组织军事研究所,聘法国军事大家白利苏、德国军事大家丁克满主讲,副总统亦见猎心喜,又不便亲听讲,乃派覃中将师范前往上课,日携讲义,归而读之,颇以为乐。

蔡锷,字松坡,将军府昭威将军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之第八章“梦断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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