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叛逃前,蒋介石到底知不知情

2019-09-03 05:51 来源:未知

汪派成员的结论是:“国家已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而蒋介石对于国家的困难处境根本不予考虑,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地拒绝”,甚至“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因此只有“下决心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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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激起了中国各政党、团体、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愤怒。XLW

对此,汪精卫嘲讽道:“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宁可输个精光,断乎不肯收手。”汪精卫给蒋介石指出的出路是:“如不能战,则不如和。”蒋介石的回答是:“抗战易,和平难。”

那么,汪精卫为何突然在同年12月,突然间率众离开重庆,去往河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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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结局。若论抗敌人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苏联的有限军援外,英美和其他民主国家可以说无片甲之赠,而美国的战略物质,且源源不断地注入敌国,此仗如何打得下去?打不下去了,为拯民于水火,就应该对日谋和,这本是顺利成章的事嘛。”(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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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汪精卫本人出逃的计划是:以去昆明讲演为名,于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之所以选择八日,是因为这天蒋介石尚在桂林考察军事。可是,蒋介石提前返回了重庆,汪精卫大为惊慌,以为自己的出逃计划泄露。他在焦灼不安中等待了十天,其间不断地琢磨蒋介石的活动安排,以给自己找寻最有力的出逃时机。

当日军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之后,强硬派实力又一次抬头,正在此时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此部分势力认为,应该扶持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使它将来发展成为中央政府,从而打消了以蒋介石政权作为和平谈判的对手。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期待与“中国新政权”调整邦交,此即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

18日,汪精卫、陈壁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从重庆逃往昆明。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陈壁君、陶希圣、曾仲鸣一行飞往越南河内。21日,陈公博从成都经昆明到河内。

原标题:汪精卫叛逃前,蒋介石到底知不知情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当1944年汪精卫的死讯传到重庆后,此时陶希圣或许会默念《乐府》里的这首古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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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孟余看到声明稿后,大吃一惊坚决反对:“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他(汪)覆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迟误一切由我负责。”可惜,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根本不听从顾孟余的劝告,仍然按照汪的意思将声明于12月31日发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艳电”。

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投敌。上月,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在上海进行“重光堂会谈”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亲日派集团加快了投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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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蒋介石

《时代》选择汪精卫为封面人物时,注意到了他对日态度的前后变化:正是这位汪先生在1932年说过:“哪怕日本可能派来100万军队,他们也会发现不可能征服中国……中日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而现在却是他本人来与日本使节直接谈判,他在1935年说的话则是:“我们将尽量与日本一起缓和远东的经济紧张局面。”(《时代》,1935年3月18日)

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的撤守,并不意味着完全战败,恰恰是中国军队于撤守过程中的不断作战严重消耗着日军,使战局向着有利于持久抗战的方向转变。

汪精卫的艳电发出之后,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这造成了汪对蒋的痛恨。与此同时,原先同情汪和平运动的人士们,读到这封电报之后,响起了一致的批评声。没过多久,军统特务在河内暗杀汪精卫不成,杀了其亲信曾仲鸣,彻底地将汪激怒,踏进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蒋介石于24日自西安飞返重庆,请顾问端纳通知英美两国大使馆:汪精卫绝对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并说,中国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和谈,并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之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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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

29日,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艳电”,公然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宣称愿以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公开打出了乞降的旗帜。至此,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靠日平。

蒋介石认为:“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之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平。”

周佛海 

为了掩人耳目,汪派叛国投敌成员分途逃离重庆:周佛海以视察昆明抗日宣传工作为名,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离开重庆;住在成都的陶希圣以去昆明讲学为名尾随而至;同样在成都任职的陈公博两天后飞赴昆明。

此时的陶希圣在香港住下来,并派自己的学生武仙卿前往北平,考察沦陷情况,并借机访问周作人。周作人说:“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制到九地之下。他们对本国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并明确地托武仙卿告诫陶希圣“干不得”。

十八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趁机仓皇飞往昆明。十九日下午,汪精卫、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陈春圃等十余人飞抵河内。第二天,陈公博也抵达河内,而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已经抵达香港。

汪精卫在会商之外,单独召见了陶希圣,问他意见,陶希圣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由此可见,陶希圣起初并不是汪派的核心成员,那么最后为何甘愿冒险随汪精卫出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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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两人将高宗武秘密拍摄的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又称“小西安”事件。

虽然汪精卫担任了国民参政会议长,但这只是一个参议性机构,并无政治实权。

汪精卫

汪精卫本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遇刺受伤后辞职由蒋介石接任,可等蒋介石因专于军事而辞去行政院院长时,接任的却不是汪精卫反倒是孔祥熙。

这时候,周佛海与高宗武(抗战前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全权负责对日交涉)都认为:尽管陶德曼大使的调停失败了,但不能不设法找出沟通日本心意的途径,现在日华间全然断绝了关系,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无论如何不能不考虑走出汉口与日本取得联系的方法。

于是,从晚清就开始参加国民革命的汪精卫,自认为是国民党第一元老级人物,却总是屈居于蒋介石的下风,他一直压抑的愤懑使得日本人的“倒蒋立汪”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除了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之间的战争之外,1938年春夏之间,意大利大使墨索里尼的女婿柯莱也曾经到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提出调停。期间,他特意提醒汪精卫,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被汪精卫拒绝了。

没有史料证明,在汪精卫进行上述活动时,蒋介石有所察觉。倒是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对立日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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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汪派人士与日本的谈判深入,日方的本来面目逐渐显露出来。后续的谈判内容,已经明显地违背了近卫声明以及重光堂协议。本来在重光堂会议中,高宗武主张建立政权要避开日本军队占领地区,尽可能地选择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地,由汪派军队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和平政府。但是,当汪精卫的艳电发表之后,原先计划的龙云、张发奎等将领的响应并没有到来,无一兵一卒的汪派,哪来的实力去建立政府?

陶希圣与万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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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陶希圣、高宗武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精卫,顺利逃离上海来到香港。抵达香港之后,陶希圣跟高宗武联名给汪精卫发出一封电报,劝他回头是岸,并告诫“此种政权,除签订亡国条件外毫无意义”。几天后,汪精卫派其秘书带信来香港劝他俩回去,信中写道:“如果你们回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但是在信中,没有提条约,也没有提组织政府之事。高陶二人知道,回去无疑于羊入虎口,于事无补了。

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早年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是当时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和“食货派”史学的代表人物。抗战爆发后弃学从政,中间一度参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过程中,逐渐认清“和平”与“卖国”之间的区别,幡然醒悟不做亡国之奴,在杜月笙帮助下逃离上海。与高宗武一起,揭露汪精卫卖国条文,史称“高陶事件”。“汪日密约”一公布,一时轰动海内外,各大报纸纷纷登载。对汪伪政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当时的周佛海最为伤心,他认为陶希圣、高宗武逃走一事不值一提,但是暴露密约是一种背叛行为。他任凭眼泪纷纷从双腮落下,却不去擦拭,唯有仰天长叹。并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试听。高陶两动物,今后势必杀之也。”

陶希圣与周佛海、梅思平等激烈地争论着,所争之事,就是汪精卫到底应不应该进入沦陷区。后来,还是周佛海等的意见占了主流。汪精卫即将从河内转赴上海,彻彻底底地踏进汉奸的道路。

在12月31日,陶希圣给时任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也谈到了他出走的原因:

此后,周佛海从后台转向前台,积极推动“中日和谈”。而这时,汪精卫的态度也渐渐明朗起来。

在合约即将签订之前,陶希圣把日方条约的真正野心——层层吞噬中国,解释给汪精卫听:这无异于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大蓝图是德、意、苏、日四国瓜分世界,以及苏、日两国对分中国。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满洲国,第二次是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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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第二次声明”,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论调,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放弃以往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方并不拒之门外”。而当时,有能力取代蒋介石的,只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人而已。此时的近卫声明,无疑是公开给汪精卫抛来的“橄榄枝”。

同时,正如学者范泓先生所说的:不论是1928年在武汉,1930年在上海,还是1937年到武汉,陶希圣一直是汪派。从一个人的文采流韵、器宇见识、气质修养来讲,像陶希圣这样的书生对汪产生好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在大错即将铸成之前,陶希圣、高宗武、陈公博决定做最后的努力,阻止汪精卫在密约上签字。高宗武给汪精卫出了上中下三策:上册,立马离开,到达安全地方后,公布日方条件,从而加强全国人民抗战之心;中策,搬到法租界,告诉日本人中止谈判,以后也不会再谈;下策,在上海沦陷区住下去,拒绝一切访客,拒绝与日本人沟通。最后高宗武忠告汪精卫:“如果你坚持成立南京政府,你只能做个溥仪第二。这样值得吗?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就分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这八年的抗战,可以用惨胜来形容。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援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军队何时打败日本,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签约的这天晚上,高宗武去探望陶希圣。陶希圣对高宗武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高宗武问,陶希圣反问:“我们离开?”,“那我们还等什么!”高宗武回答。

1938年2月初,“艺文研究会”属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香港设置分支机构“日本问题研究所”。高宗武在此掩护下,与日本驻港人士频繁接触,来往于香港、上海、武汉之间。后来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与日本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会见。蒋介石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日记中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

影佐祯昭回到东京之后,事情毫无进展,日方坚决要求按照原先的方案进行,并且催促及早与汪精卫签订密约。在日方的步步紧逼之下,签字就在旦夕之间。

与此同时,汪派内部也发生了分歧。陶希圣与高宗武、陈公博认为,在敌区外建立政权,充其量算是对国民政府的背叛,但是这不是卖国投敌。一旦在南京建立政权,那跟做汉奸就无甚区别了。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也是最后的底线。倘若这个底线突破,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周佛海路线逐渐占了上风,高、陈、陶等人的主张被排斥。

早在抗战之初,军政学界一些人士就对抗战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中日双方的实力差距悬殊太大。以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拥护汪精卫的一批政客时常在周佛海家中谈论抗战前程,因这批人主和,与时局高亢的主战声相悖,被戏称为“低调俱乐部”。

1939年12月28日,双方谈判完成,签约在即。陶希圣回到住处,将防备七十六号(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务组织)暗杀的手枪卸下。其妻子问陶希圣:“陈公博走了,你要签字吗?”陶希圣回答:“不签字就死在此地。七十六号的计划是杀了我,开追悼会。我要是签了字,就比死还要坏。”其妻说:“我把生命换你逃走。如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

12月30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字,跟他一起签字的是周佛海和梅思平。陈公博已经离开上海,没有签,陶希圣装病在家没有签。

 1938年10月,从香港方面传来确切消息:日本希望汪精卫出面“收拾时局”,并开启“中日和平”谈判。10月25日,武汉陷落。从26日起,汪精卫便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在寓所讨论对日和平活动和离开重庆另外组织政府等问题。

此时的重庆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有周佛海、梅思平、汪精卫夫妇。起初,他们并不主张邀请陶希圣参加,但是汪精卫极力主张陶希圣加入,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着头脑,等到知道此种条款,不禁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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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知遇之恩,公切莫渡河

汪精卫听后大为气馁,他密诏高宗武、陶希圣商量立即中止谈判,摆脱日本人控制,发表声明,出国隐居。陶希圣、高宗武表示赞同,周佛海梅思平则极力反对。此时,日本谈判人员影佐祯昭得知此时,急急赶来见汪。听到汪大谈其为了和平,脱离重庆,来到日占区谈判的不易,没想到是今天这样的结局时,影佐祯昭两泪直流,点点滴滴,落在笔记本上。这是,他请求汪许可他再去东京一趟,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认清了日本人的本来面目后,陶希圣在香港的那段时间十分焦虑脾气暴躁。想一走了之,却又“舍不得”汪精卫。中国士大夫一直讲究士为知己者死,经过传统文化熏陶的陶希圣这代知识分子,自然摆脱不了这一信条。从1928年在武汉之际,陶希圣就深得汪精卫赏识,一路走来,自难忘怀。

由于蒋介石的不期而回,汪精卫不敢突然离去,只得等待一段时间。后来,汪向蒋介石报告,他准备前往云南昆明进行演讲。汪乃演讲高手,此行为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18日,汪氏夫妇等一行人抵达昆明。由龙云迎接到公馆下榻,并电告蒋介石。汪亦发电报告:“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同时以身体不适为由,不见任何访客,只与龙云密谈。19日下午三时许,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曾仲鸣等人同乘包机离开昆明,五时半降落在安南河南机场。曾此踏出国门,两世为人。

陶希圣逐渐地认清了日本的本来面目,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日方的目的不在于和谈,而在灭亡中国。在日后与自己的学生何兹全谈到这段经历时,陶希圣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了下去。”

更加荒唐的是,蒋介石没有料想到高宗武在密谈中,无意间给日本实力派人物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即汪精卫等人的“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于是将设法从政府之外开推动或展开目前的“和平运动”。一个月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通过《适应诗句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用“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

新京葡娱乐场网址,发觉了日方的“亡我之心”,以及汪派人士的甘心投敌,陶希圣在心中已经萌发起出走的念头。那么,在香港——英国殖民地,如此方便的时候不走,为何又要跑到日本占领区的上海,才真正地跟汪精卫一刀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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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元旦,为了避免汪精卫、周佛海的怀疑,陶希圣给他们去拜年。拜完年之后,陈璧君主张让陶希圣补签。汪精卫此时说道:“他面色不好,改日再补签。”倘若此刻陶希圣拒绝,那么后果可想而知;如果签了,即使逃离上海,那也要洗脱不了自己卖国贼的骂名。

陶希圣(右)与高宗武(左)

可是,想要离开重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汪系人马收到梅思平发自香港的隐语电报后,即分批到昆明回合。12月5日,周佛海从重庆到昆明。期间,蒋介石突然从前线返回重庆,汪系人马以为事情败露,异常紧张。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10日,陶希圣从成都到昆明,在旅社暂住,等待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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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飞机上非常紧张,怀疑蒋介石可能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将派飞机拦截,逼他降落重庆。他对同伴说:“现在飞机是向南飞,阳光从右边进来。如果发现阴影有所移动,你们马上跳进驾驶舱,强迫机师导正航向。”

陶希圣后来返回重庆,担任过《中央日报》总主笔、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等职务,后跟随国民党败退台湾。高宗武则在1940年4月去往美国,从此不问政事……

汪派人士之所以敢于出走,内心里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认为一旦汪精卫出走,竖起和平运动的大旗,那么云南四川及张发奎的军队,将积极响应汪的号召,逼蒋下野。同时,广东军队及其他军队,也将适时地响应这一运动。而汪精卫将在云南或四川组织政府,如此则避免了在日占区成立政府,被国人视为汉奸的嫌疑。同时,日本应帮助汪精卫组建50个师的军力,摆脱光杆司令的窘地。

一踏出国门,便两世为人

一个主要的前提条件是,重光堂协议中日方提出的条件并不苛刻,特别是里边提到了撤兵条款;其次正如高宗武在分析汪精卫出走时谈到:在重庆时,汪对于自己屈居人下越来越不满意,也为抗日战争节节失利深感忧心。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深信中国无法战胜日本……汪一直希望能够劝服日本达成正义而公平的和平协议,由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状况比预期困难得多。和平将可停止中国的伤亡,至少可以减少伤亡。此时的陶希圣,也是怀着这种“爱国之心”,抱着“吾曹不出,其苍生几何”之感。

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见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苦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立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看着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决心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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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周佛海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议,与陶希圣一起创办“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事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此一机构,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周组织,陶主持,从事宣传抗战、鼓吹反共、阐扬国策、及制造政府可战可和的舆论。

汪精卫抵达河内后,日本方面按照先前的协定,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汪精卫遍查此次声明,居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撤兵的文字,这对他的震动可想而知。但是事已至此,箭在弦上,只好依约响应。不过,此时的汪精卫还不愿彻彻底底地做汉奸,在声明中呼吁重庆政府重启和谈的同时,例外自行加上“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声明稿写好后,交给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交给顾孟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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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香港赴上海沦陷区的前夕,陶希圣对自己的女儿陶琴薰解释他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春秋时代,楚国有两个人: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申包胥。他们两人是好朋友,但是他们的志向却完全相反。伍子胥对申包胥说:‘我立志要亡楚。’申包胥发着誓地回答道:‘我立志要存楚。’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现在,我要到上海去,为的什么呢?周佛海、梅思平两位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进到南京,我立志要阻止他。我留在香港没有用,一定要到上海救出汪先生。我要去保存中华民国的体制,要去把‘主和’与‘投降’两件不同的事分开……我不曾作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然而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进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唯一对不起他的事。现在我便是想着赌着生命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

抗战损失大,欲对日和谈

在此期间,唐绍仪的女儿带着某些人的意愿,来到汉口拜见蒋介石,之后单独面见汪精卫。她建议汪精卫应该跟考试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长居正一起前往香港,与唐绍仪会商中日何谈之事。汪精卫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不可能背着蒋介石去和谈,并劝他赶紧离开回香港去,不然他就将这件事报告给蒋介石。

与此同时,汪派代表与日方代表也达成了“重光堂”协议,此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一)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日本在华防共驻兵,内蒙古为特别防共地区;(二)承认满洲国;(三)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四)在平等互惠下,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人优先权,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军费;(六)本协议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兵,两年内撤完。

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在上海依次进行着,事情地发展完全地背离了重光堂协议。倘若汪精卫等一旦在条约上签字,那么他汉奸的帽子是永世摘不下来。

在影佐祯昭走后,汪精卫召集部下,将刚才的经过诉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的”。听到此处,陶希圣愤而站起,脱口而出:“那是鳄鱼的眼泪。”在座的诸位高声喝道:“希圣你太刻薄了。”会议至此,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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